开元二十一年秋季，唐玄宗召见了京兆尹裴耀卿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爱卿啊，朕准备巡幸东都去了，西京的百姓你打算如何解救？”
初听此话，或许让人震惊不已：难道长安出了什么大事？既然如此紧急，皇帝为何选择离开，反而将这重担交给一个地方官员？这看起来似乎太过轻率和不负责任了。
事实上，那年关中地区遭遇严重水灾，庄稼颗粒无收，造成了三辅地区大范围饥荒。老百姓饿得发慌，连地主家中储备的粮食也所剩无几。唐玄宗口中所谓“巡幸东都”，表面光鲜，实则有如乞讨一般前往洛阳觅食。
这听起来不可思议，毕竟正值“开元盛世”，大唐鼎盛时期，作为都城的长安怎么会陷入饥荒？皇帝竟然要去“讨饭”？难道没有粮食储备吗？
其实，大家可能没注意到，从唐太宗李世民到唐高宗李治、唐睿宗，每代皇帝都常常巡幸东都。武则天甚至曾将都城迁往洛阳。这背后的原因与唐玄宗类似：他们都是为了“求粮”而去。
展开剩余86%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，关中地区粮食产出远远跟不上人口激增的需求，而粮食运输又因自然条件限制，难以顺畅进行，致使长安成了一座“饥饿之城”。
虽然皇帝自己不缺吃穿，但环绕在他身边的庞大人口，包括妃嫔子孙、御林军、朝臣及其家属，总数达数十万。只要皇帝“东幸”，这些人也会随行离开长安，间接减轻了西京的粮食压力。
因此，唐玄宗的离开不是逃避，而是被迫而为。
裴耀卿虽然名声不大，但却是历史上值得铭记的贤臣，擅长经济治理。早年他在长安推行废除“配户和市法”、改革税制，为唐玄宗一朝的经济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其实，裴耀卿早在担任宣州刺史时，就关注过西京粮食危机，提出过漕运改革方案，却未获朝廷重视，建议被束之高阁。
直到如今饥荒爆发，皇帝头破血流，才急忙想起了裴耀卿。
唐朝的粮食主产区在江南，如何将粮食运到关中，是个极大难题。虽然隋炀帝疏通了大运河，打通了南北交通大动脉，但裴耀卿在宣州刺史任内发现，这条航道存在许多致命缺陷。
他告诉唐玄宗，粮食自扬州起运，途经大运河、汴河、黄河，水位随季节变化极大。水位过高或过低时船只无法通行，只能停航等待。
一般一次漕运往返需时半年，沿途粮食损耗、人工费用昂贵。船工长途作业难以熟悉复杂水路，翻船搁浅频发，偶尔遇到土匪劫粮，更是雪上加霜。
进入黄河逆流而上，三门峡成为了最凶险的一关。
黄河自西向东奔流，流经潼关后不远处，山势骤然收窄，水流急湍，河中有两座小岛将水流分为三股，称为“人门”、“鬼门”、“神门”，河中还有一巨石“砥柱”镇守。船只冲出三门峡水流迅疾，极难避开砥柱，往往导致翻覆。
当地流传一句话：“门匠无墓”，意指指挥船只通过险滩的“门匠”多葬身黄河，尸骨无存。
若改用陆路运输，则需跋涉崎岖险峻山路，成本高昂且效率极低，根本不可行。
唐太宗、唐高宗时，每年漕运粮食十余万石尚能应付，到了唐玄宗时代，需求翻了数倍，运输依然远远不能满足。
终于，裴耀卿得以施展他多年酝酿的宏伟方案——划时代的漕运改革“转漕输粟”正式启动，改变了长安历史轨迹，影响中国上千年粮食运输格局。
裴耀卿的核心理念总结为八字：“集中储备，分段运输。”
他在汴河与黄河交汇处建起“河阴仓”，在三门峡上下游各筑“盐仓”和“集津仓”，将漕运划分为四个独立阶段。
第一段，从扬州到河阴仓，船只到达即卸货返航，不再继续向西，避免了长途航行风险。
第二段分两路，一路沿洛水西行，运粮至含嘉仓供应东都；另一沿黄河西行至集津仓。
第三段，从集津仓转运到盐仓，若遇枯水，立即用水路；水急则改用陆路，这段陆路短且开凿难度小，成本低。
第四段则是从盐仓到关中，运输路况平坦顺畅。
此举使各段运输专业化分工明确，四段并行作业，效率大幅提升，成本显著降低。
唐玄宗大喜，迅速提拔裴耀卿为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任江淮河南转运使，全面负责漕运事宜。
裴耀卿用了一年时间完成建设，三年内关中粮仓储备达七百万石，节省运费达三十万缗。
一缗约千钱，一钱折合当今人民币六七元，七百万石粮食足以保障关中即使一年颗粒无收也不至于断粮饿死。
裴耀卿的贡献不仅延续了长安的繁华，更为大唐帝国续命了百年。二十年后安史之乱爆发，若无充足粮储，长安必成废墟。
此后千年间，黄河漕运多次修缮，却始终沿用裴耀卿的运输理念。清代学者郑日奎称其为“祖述耀卿”。
直到1958年三门峡大坝建成，裴耀卿开创的“转漕输粟”体系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
虽功勋卓著，裴耀卿却十分低调。那时唐玄宗开始奢华挥霍，钱财如流水般花出。有人建议裴耀卿将节省的三十万缗私吞，足够家族富裕数代。
裴耀卿坚守原则，将这笔资金全部上缴朝廷。
虽然不清楚唐玄宗对此是否不悦，但在工程完成翌年，裴耀卿被罢免了宰相职务。
史书记载，时任宰相张九龄与另一宰相李林甫关系紧张，李林甫觊觎权力，想取代张九龄，而张九龄则力图扶持亲信严挺之。
唐玄宗与前朝不同，实行“二相制”，一正一副。张九龄、裴耀卿、李林甫三人同时为相，已属“超编”，若严挺之再拜相，李林甫极可能被排挤。
李林甫于是设下陷阱，举报严挺之徇私舞弊，连累张九龄遭到牵连。
张九龄为人刚直，常直言进谏，早已让唐玄宗不满。
开元二十四年，即“转漕输粟”工程完成第二年，唐玄宗下令罢免张九龄和裴耀卿，李林甫遂成首相。
人们总是忘得快，当年“乞食东都”的困境，恐怕唐玄宗早已抛诸脑后。
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位伟大先贤，应该向裴耀卿致以崇高敬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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